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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孔子故里山東曲阜市日前推出“百姓儒學”工程，每個村莊都將配備一名儒學講師，目前正通過公開招募、鄉鎮遴選等多種方式選拔儒學講師，並先期在部分村莊開展了授課；所出台《關於深入推進“百姓儒學”活動的實施意見》還規定，將實現一村一座儒學書屋，一村一臺儒學新劇，一家一箴儒學家訓，以讓儒學真正走進鄉村，力爭再現“至今東魯遺風在，十萬人家盡讀書”的盛景。（10月8日《齊魯晚報》）
　　這樣的舉措，令人憂從中來。殷鑒稍遠：1958年，大躍進之風刮進文藝界，掀起全國性“新民歌運動”，要求“村村有詩人”——要有自己的李白、杜甫，乃至魯迅、郭沫若、聶耳、郭蘭英，結果如何？早成笑料。殷鑒不遠：三數年前，重慶市作協受命五項任務——組織編寫“百個重慶故事”、“邀約名家著百首詩詞”等，而今也早成幻影。要求“村村講儒學”的“百姓儒學”工程，會不會重蹈覆轍呢？
　　其實，所謂“文化工程”，本身就是個悖論暗含其中的詞彙。文化的繼承、發展，就如一條源遠流長的河流，有其自身規律可循，講究自主、自發、自然而然，須經由時間的長期積澱；而不是像修高架、蓋大樓一樣，能夠指望限時限刻，立竿見影。
　　“村村講儒學”的“百姓儒學”工程，除了違背文化發展的自身規律，同時還有著厚此薄彼之嫌。在傳統文化範疇，儒學也就是儒、釋、道三家學說之一，更是墨家、名家、法家等等諸子百家學說之一種。所謂“經、史、子、集”——“四部之書”，大學者章學誠在《文史通義》中就說：“六經皆史也”，清代樸學家們早就以學術平等的角度，把儒家經典與史部、子部、集部之書，作一視同仁的看待，把儒家學說與其他各家學說，作地位同等的研究，而無分高下。曲阜市所謂“讓優秀傳統文化走近群眾”，何以就“獨尊儒術”——單單推出“百姓儒學”工程，而不是也推出“百姓道學”“百姓墨學”等等工程的呢？
　　當然，對於傳統文化，是該加以研究，棄其糟粕，取其精華，有所揚棄的繼承、發展。西哲盧梭也說：“法治，是必須植根於民情的”（《社會契約論》），托克維爾同樣認為：“法治和環境、民情，是必須相互配合的。”（《論美國的民主》）；而影響“民情”的最重要因素，就是文化傳統。“文化基因”，是潛移默化深入每一個國民的骨髓、血脈的。但是，對於傳統文化的研究、繼承和推廣，政府部門卻只宜止於提倡而已，而不是越殂代庖，強力干預。揠苗助長，不尊重其自身發展規律的話，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。之於有利儒學的長足發展而言，真正需要的，則是創設一個學術自由的開放、寬容環境，“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”，讓各種學說，相互競爭，優勝劣汰。
　　“村村講儒學”的“百姓儒學”工程，令人指摘之處還在於：經費來源問題。須知，“一村一名儒學講師”、“一村一座儒學書屋”、“一村一臺儒學新劇”……凡此種種，都是需要花錢的。要是拿公帑為可以預見結局的“政績工程”鋪墊打底，公眾眼睜睜看著血汗被靡費，當然無從滿意，難以釋懷。
　　儒家學說自2500多年前孔孟創立，歷漢時董仲舒的“獨尊儒術”、標舉經學……經宋明時程（程顥、程頤）朱（朱熹）的融合釋家，形成理學，及陸（陸九淵）王（王陽明）的提倡心學，再到清時顧炎武、戴東原等樸學家對於心學凌空虛蹈的反撥，流變迄未斷絕。便是“五四”之際，吳虞等先賢以激進的姿態“打倒孔家店”，新儒家的承前啟後，也是自居一格，從第一代的馬一浮、熊十力、梁漱溟、馮友蘭、錢穆等人，到第二代的徐復觀、牟宗三、唐君毅等人，再到第三代的杜維明、餘英時等人，發展未曾停歇。但新儒家的發展，卻並非任何“文化工程”所推動的結果。否則，孔子故里曲阜市，豈不是樂開懷——可以人為打造扎堆的“馮友蘭”、“徐復觀”、“杜維明”出來？
　　文/於立生
　　
　　(辣味時評，一掃就行！歡迎各位親愛的作者關註紅辣椒評論官方微信！同時官方微信平臺將不斷推薦展示優秀作者！)　　（原標題：“村村講儒學”是揠苗助長）